《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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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下）

特殊身份的犯人

监狱和社会上一样，虽然犯人都一样，是犯了罪进来的，但绝对的公平是根木不存在的。因此，有些特殊身份的犯人就享受着一些特殊的待遇，使得他们能在监狱这样严酷的环境中享受到格外的照顾。

许辉就是其中的一个。

说到许辉，必须先说一说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发生在江淮大地上的那场著名战役——淮海战役。

当时，在江淮平原上，国共双方数百万的军队，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大厮杀。

在阵地的这一边，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下，数十个年轻的战士正在举行人党宣誓仪式，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掩盖了宣誓的誓言。

随着冲锋号的响起，这群刚刚“火线人党”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冲进枪炮和火光中，争着冲向敌人的阵地。

虽然有枪炮掩护，但敌方拼命阻击，这群战士被阻挡在双方火力都能够得着的地方，进退两难，伤亡惨重。

“不惜一切代价，把伤员抢回来！”指挥员大声地喊叫着。

于是又一群战士冲进枪林弹雨中，又一排排地倒了下去。几次三番的进攻，终于抢回来几个伤员。

这其中的一个伤员就是许辉，为了他，牺牲了整整一个排的战士。许辉，究竟是何许人也？

他是江苏苏北人，父母皆为新四军，被国民党杀害。自幼丧亲的他一直跟随着叔叔长大，直至参军、人党、负伤。

他叔叔是大干部，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委书记，而许辉以“残废军人”的身份复员到地方工厂工作。

一九七0年的“一打三反”也把他卷到了监狱里。

在监狱里，我和他在一个组，晚上睡在一个炕上，中间隔着一个流氓犯，实际上我们两人的头在一个方向。同是南京人，只是他的年纪比我长十多岁，我们常常窃窃私语，交谈中我开始了解了他的一切。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叔叔遭到迫害，也被关了起来。许辉和他叔叔的子女也就此遭殃。一九七0年当时在南京×自行车厂工作的他，平日里口无遮拦不顾场合地发泄心中的愤恨，有人告发了他，尽管他还是残废军人，但他还是以“现行反革命”罪从轻判处了七年。

他平日里自由惯了，放纵惯了，老子天下第一惯了，哪里受过今天这样的罪。按理说进了监狱就会收敛一下，而生性执拗的他偏偏不这样做，监狱中无论什么事，只要他看不顺眼就要管，就要打抱不平，还常常以过去的身份去教训人。班长、干部他从来看不上眼，更不要说犯人了。那次戏弄班长把尿桶放在岗停下，出面的是陈武，可出点子的却是他。犯人打菜时，他站在菜桶旁像个监督员。他看见有犯人的菜打少了，就会抢过盆子把菜倒进大桶里，叫分菜员重打。其实这并不关他什么事，可他就是这性格，使分菜的犯人心中很紧张。可排队打菜的人都喜欢他。为此，他沾沾自喜。一般情况下，干部往往看他的革命历史照顾他，若他出格太严重了，也会批斗他一下。

在他的批斗会上，谁也不敢讲他，也讲不过他，他总是想法叉开主题，引到他的天南地北的胡扯中，批斗会便无法开下去，犯人报告了干部，干部便会对他一阵痛骂：“你他妈好好想一下，你对得起谁？你的一条命是一个排的战士拿命换来的，你想过没有？”

每逢这样的时候，他也会低下头，神情黯然，似乎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实际上，他为人很好，从不欺负人，也从不沾人家的光，每天晚上的两个小时的学习是很难熬的。他常说：“只要你们不汇报，我给你们讲过去的故事，你们听也没听过！”他的确这样做了。

每逢他讲起过去的战争年月，讲起他父母被杀后头被高挂在城头时，监房内一片静寂。但每逢这样的时候，他的双眼也会泪珠滚滚，时而也会泣不成声，我时常也会想，这样的人也会是“反革命”？！

他也会讲他胡闹的故事：他未入狱时，常邀一些朋友到军区和省委的专门饭店吃饭，任意挥霍，吃完以后签上他叔叔的名字一走了之，饭店的人都认识他。后账单到了他叔叔那里，少不了一顿臭骂，但毕竟血浓于水，他一次次地被原谅，又一次次重复这样的事。

公平地讲，在监狱里他安分的日子并不少见，干部对他也极其照顾。虽然他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可他的一本“残废军人”证始终带在身上，谁也无权不承认它，所以他一直待在“老弱病残组”里，几乎从不干活。

干部对他的要求只是不要带头捣乱，其他一切任由他去。平日擦身、洗澡时，他周身弹痕累累的伤口却令人肃然起敬。

一九七二年的某一天早晨，那是秋天，上午依然是吃稀饭和山芋，此时“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的广播响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来到南京访问，江苏省革委会盛宴招待了他，陪同的还有许××同志……

“啪”的一声，他把抓在手中的山芋狠狠地砸在地上，成了山芋饼，他突然站了起来：“老爷子出来啦！老子出头啦！”

他大叫着，犯人们埋头吃着山芋，没有人在乎他的喊叫。

“任毅，刚才你听到许××的名字吗？”

“听到了，听到了！”我肯定地对他说。

“老钱，老钱，你听到许××的名字啦？”他又急匆匆地跑到钱江的面前。

“听到了，我也听到了！”钱江回答说。

他静静地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脸，突然“哇”地大声哭了起来，是兴奋还是伤心，只有他心中明白。

出工的时候到了，他跑到队前，大声地对带工的干部说：报告队长，许××出来了，你们向上汇报，放我出去！”

“你急什么，等报纸来了看了再说也不迟。”

千部不温不火地说，实际上他也很震惊。

几个月后，许辉被通知收拾行装，出监。

十部对我们讲：“许辉调到另一个中队了！”

其实，他释放回家了，这对每一个犯人来讲都不怀疑，因为在监狱中还着实没见过像他叔叔官这样大的干部。

细细算一下，许辉如健在已是古稀老人。

许辉已经是很特殊的了，可还有比他还特殊的犯人，那就是周盘生。

究竟有没有“免死牌”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一种“免死牌”。

那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感激那些为他的江山出生人死、冲锋陷阵立过大功的人而设立的一种奖赏形式，这种“免死牌”可以免除你三代人的死罪。倘若子孙争气，珍惜这荣誉，那必将集荣华富贵于一生；倘若子孙因为可以免除死罪而无所顾忌，为非作歹，祸患则无穷了。明清时代市井小说《紫砂记》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进人新中国后，这样的事早该没有了，但我说什么也没想到，在监狱的劳改过程中，就听到当今的“免死牌”的故事，而讲这故事的人则自称握有“免死牌”。

他就是周盘生，江苏宜兴人，烈属，长得獐头鼠目，歪鼻斜眼，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刑期是五年，那年他四十出头。

此人一进监狱，就显得与众不同，别看他疯疯癫癫，前言不搭后语，可干部对他和颜悦色，从不训斥他。他想出工就出工，不想出工就休息，一切由他；即便到了工地，他也不干括，躺下睡大觉。他平日里也不和其他犯人争吵，用他的话讲：“监狱最安全，出去反而受罪。”他到监狱里是“休息休息的”。

他告诉其他的犯人，他犯的罪其实很大，是要杀头的“死罪”，为什么没死？那是因为手里有一块“铜牌牌”，犯人们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事，大多数的人表示“不可能”“他是吹大牛的”。

我把这事告诉了钱江，钱江听后直摇头：“胡说，胡说，简直是一派胡言，根本不会搞这种‘免死牌’的！”

周盘生还告诉大家：他家乡是新四军根据地，一家人大部分都给国民党杀掉，他的父亲是新四军的大官，头被砍下挂在宜兴的城头。

有的犯人把周盘生的话报告给了干部，如果真是胡言乱语，那是要批斗或关禁闭的。但是干部听了后，却轻描淡写地说：“别听他的，他在胡说。”便不了了之了。

这样一来，事情就更加扑朔迷离，令人生疑了。

有的犯人干脆问他：

“周盘生，你那铜牌牌是什么样的？”他也不遮掩，娓娓道来。

“铜牌牌有茶杯底那么大。”说着拿起喝水的杯子比划着，那直径最少在15厘米左右。

“铜牌牌是用铜做的，正面有革命领袖的雕像，反面有我父亲等一家人的名字，他们都被杀掉了。”

“这也不叫免死牌，至多是个荣誉牌。”见多识广的钱江插话说。

“怎么不叫免死牌，我犯的是死罪，不能讲，就因为我有这个铜牌牌，才没被枪毙，不然的话，我怎么只判五年，哪有反革命判五年的？”周盘生显然有点急了，地道的宜兴话讲快了是很难听懂的。

“我拿着这个铜牌牌在北京，在宜兴住大饭店，吃饭都不要钱，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去问干部！”

他如此大侃，我们也当故事来听，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但隐隐觉得，他如此胡言乱语，干部却不闻不问，或许真有此事？

“那你现在铜牌牌在哪里？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干部给收去了，说给我保管，等放出去时再还给我！”

时间相处长了，我们渐渐听多了，也真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是吹的。

新四军在溧阳、宜兴一带打日本人时，他们的许多银元、金条和钱没办法拿就放在我睡的炕下，日本人来搜查时，我装病躺在床上，日本人什么地方都搜到了，就是没搜我睡的炕，我立了大功！”

“那时你多大？”一个犯人问。

我还是小孩，其实那天我还真生病，日本人看我那个惨相，就放过去了。”细细算一下，那时他最多十几岁。

“就因为我立了大功，不然的话，我早就枪毙了，我犯的是死罪。”

他一直讲他犯的是“死罪”，可是什么“死罪”他却从来没讲，一再说：“这个不能讲。”

他犯的罪的确很怪，可他进监狱后的待遇就更怪了。

在工地上，他常常被干部叫了过去，坐在地上，一谈就是大半天，回来后犯人问干什么了，他回答：“讲铜牌牌的事。”

晚上学习时，他也时常被干部叫了出去，直到铃声响了オ回来，问他又干什么去了？他的回答愈加叫人惊奇：“干部叫我到他们饭堂里吃饭，还叫我回来不要讲。”

说着，从衣服拿出两只馒头，雪白雪白的，是那时最好的面粉富强粉做的。“给你们吃。”说完把馒头放在大家放东西的桌上，脸不洗，脚不擦，倒头就睡，鼾声顿起。

看着两只显然不是我们犯人吃的馒头，那“铜牌牌”的事我想一定是真的。一个休息天的晚上，周盘生又被值勤的班长叫了出去，拿着一只小板凳坐在岗亭的外面，还是下学习的铃响以后才回来。

他一进门就讲：“嘿，班长请我吃花生米。这里还有，你们吃吧！”说着，从衣服口袋里拿出花生米，放在桌上，犯人们一拥而上，一抢而光，就连掉在地上的也一一拾起。

看到这一切，大惑不解的钱江摇摇头，开始相信“铜牌牌”的存在。“这是怎么回事啊？”

细细想来，这事的确叫人难以相信，说它是假的吧，却又来龙去脉清晰。他入监后的处境和待遇十分雄辩地下了注脚。说它是真的呢，却又叫人疑惑，这“生死牌”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现在又怎么会延续这一作法呢？想到这里，却好像堕人了云里雾里，就更加不理解了。

就这样，周盘生在溧阳的劳改队里劳改着，确切地讲休息着，过得日子比一般犯人好得多，他的账里有用不完的钱，那是他在北京做大官的姐姐、姐夫给寄的。

五年的刑期很快地到了，周盘生出狱了，也许从干部的手里拿回了那块保命的“免死牌”，也许回到了宜兴，也许去了北京。总之，他没有留场。

然而那“铜牌牌”的故事却时时困惑着我的心灵，周盘生，这个谜一样的人！

犯人来管老百姓

在那个年代，凡是判刑人狱的犯人，一切人的基本权利随之而丧失，尤其是政治犯，还会加上剥夺政治权利几年。虽然干部有时也会讲上几句诸如“改恶从盖，前途光明”“只要好好改造，什么也不会受到影响”之类的话，监狱内外的墙上也会刷上这一类醒目的标语，实际上只是一种警示，一种麻痹，更可以说是一种欺骗。无数事实告诉你，只要人生踏过监狱这一道门，你的终生也由此画上了句号，当年，大批有限刑期的犯人刑满释放后，根本不会让你回家，而是继续留在劳改农场里工作，再去过无限刑期的留场就业的日子，因此政治上的说教根本无法打动犯人的心，反而是一些比较赤裸裸的话叫人深思，几乎当时每一个干部都讲过这样一句话，那就是“什么是前途？让你们活下去就是前途”，其中的道理是很明白的了。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符合不符合“给出路”的政策，也不知道这是上面的精神，还是管教的干部的自说自话，然而我相信，所谓的劳动改造只是一种形式，而目的就是把这些人从现在到将来都圈养起来，在一定的范围里让他们活下去，苟活下去，直到了却一生。

丧失一切权利的犯人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什么人都可以管，干部、班长管这是正常范围里的事，周围的老百姓也能管，这也是人民专政范围里的事，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劳改犯可以管老百姓，统领老百姓的工作，这按照常理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在劳改队里那却是真实发生的事。

又到了采茶的季节，随着春天地气的润泽，一夜之间，嫩绿的茶叶呼啦啦地窜了上来，远远望去，一片碧绿。

我们茶叶中队那几百亩乃至上千亩的茶田如果仅靠这数百名的劳改犯来采的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茶叶是季节性很强的植物，搞不好真的成了“明日黄花”,那“早茶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是根草”已经把道理说得很明白的了。

每到这样的时候，溧阳地区的大批姑娘包括那些结婚不久的少妇们，会涌到劳改队来，帮忙采茶，当然劳改队要付一定的报酬。那时还是按劳取酬，而这些人的录用必须经过干部的首肯。

于是问题就来了，这样庞大的采茶民工怎么管理，干部也就有限的几个，管犯人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管民工？民工管民工的话，也曾试过，问题不少，有句话说“溧阳地区小，不是亲来就是表”，虚报产量，贪污钱款，这是民工管民工的最大问题。因此干部就想到了用劳改犯管民工，虽然这不符合政策，但是一旦这样做了，也挺有效，加之犯人又很认真，也珍惜这相当自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犯人贪污不成，因此这一办法也就长期存在下去了。那时的老百姓，政治觉悟是很低的，根本不会想到这是对他们政治权利的亵渎，对他们人格的侮辱，反而很乐意地接受劳改犯的管理。

同样的道理，也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监狱干部的食堂也是由犯人们买菜、烧菜、做饭的。

言归正传。

于是干部从犯人中精心挑选十多个犯人，前提首先是不会逃跑，其次相对能干、认真，两个犯人搭档，管理四十多个民工，每天负责带领他们采茶、称茶以及检查质量。这批人早早在大队犯人还未出工时提前出去，在大批犯人回来后很久他们才回到监内，虽然时间长而且十分辛苦，但每一个被选上的犯人心中还是很高兴的，这当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溧阳如今是县级市了，当时在整个苏南地区相对还是很贫困的一个县，所招的民工来自溧阳的各个地区，比如永和、南渡、旧县、竹箦等公社。那些来自同一公社和地区的民工很自然地形成一个群体，一个帮。面对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和温柔多情的少妇，犯人处理起问题是很难的，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轻了浅了则会黏上你，叫你无法公正，往往只能睁只眼，闭只眼；重了深了往往会说你欺负她，看人下刀，叫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最叫人头痛的是，一帮人哄你，告你的状，向你泼脏水，最终是你被干部换了下来，走人了事。尤其是那些少妇就更难对付了。农村女人衣服单薄，也没有戴胸罩的习惯，硕大的奶子一晃一晃直朝你身上蹭，蹭得你神魂颠倒，头晕目眩，为的就是你笔下生花，把20斤写成40斤，她好多拿一些钱。

这样的事，几乎每一个带工的犯人都经历过，他们也或多或少给过姑娘和少妇一些好处。作为回报，她们也会让你下一点“海”，也难怪，都是长时间没碰到女人的男人，这样的诱惑很难抗拒的。更重要的是那茶叶又不是犯人自己的，这时候慷慨一下也值不了多少钱，充其量也就有几块钱，不过那时的几块钱可值钱了。

犯人赖××几乎每年采茶的季节都带民工，无论是民工的评价还是完成的产量都是最好的，因此深得干部和民工的喜欢，后来他还干上了劳改队最好的活计——开手扶拖拉机。我们平日相处不错，也谈得来，一次谈笑中他把经验总结给我们听：“那民工中的小姑娘千万碰不得，要碰就碰那些结过婚的，你要怎么吃‘豆腐’，就怎么吃，你快活，她也高兴。”

这样做的后果很快就体现出来，劳改队称重的茶叶和到茶场称重的茶叶往往出入很大，有的差上几百斤。有时茶叶中还会掺进砖头和泥块，增加了重量不讲，问题是严重影响了茶叶的质量。

这情况引起了干部的重视，想抓一下现行，无奈始终没有结果。实际上每一个干部都有一两个比较相好的民工，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徐队长就和一个旧县的小姑娘好得过头，被传得天花乱坠。不过干部和犯人之间在性质上就完全不同：犯人和民工有这档子事，那犯人就是重新犯罪，而干部和民工那则是“军民鱼水情”了。

犯人和采茶民工间的“那事”也有东窗事发的时候，处理的结果就是犯人调回大田组，晚上批斗一番了事。而那民工若脸皮厚的话，继续采她的茶，若脸皮溥的话，掉头走人。但有一点那就是她决不落井下石。

带工的犯人张×被一姑娘搞得神魂颠倒，多方照顾她，以少给多，以差报优，得到的只是含羞的一笑。一日，张×色胆包天，趁无人之机捏了那姑娘奶子一下，无奈小姑娘刚刚发育，也或许张×用力过大，小姑娘被捏后大哭起来，结果可想而知，批斗不说，还落下笑话传遍监内。

这一犯人管民工的情况我在那里时已经沿袭很久了，直到我平反出狱时，这一做法还在延续。如今，溧阳地区劳改农场的茶园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在当年法制不健全时代出现的很不正常的情况也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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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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